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共事先对这次兵谏毫不知情。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教"高见"，这封电报的译稿至今留存。兵谏是张、杨两人自己决定的，不是共产党指使的——这一点，被后来各种史料反复印证。
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救国八项主张，明确表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制造内乱，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
南京那边的反应却大相径庭。 军政部长何应钦当即主张出兵讨伐，调兵部署，磨刀霍霍；宋子文、宋美龄一派则主张和平营救。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终决定让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斡旋。
舆论同样压倒性地站在蒋介石那边。胡适发文斥之为《张学良叛国》，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纷纷撰文谴责张、杨"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由于南京封锁消息，张、杨的八项主张根本传不出去，全国民众只知道"委座被劫持"，完全不了解兵谏的真实动机。
张学良有些悲凉地说过一句话： "我不反蒋时，大家都反蒋；我反蒋时，大家都不说话了。"
和平解决：蒋介石做出了什么承诺
西安事变后，最难处理的问题只有一个：蒋介石怎么办。一部分东北军少壮派主张杀掉蒋介石，永绝后患。
张学良坚决反对。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不但要放他，还要继续拥护他做领袖。这个判断有他自己的逻辑—— 全国各方力量加在一起，都打不赢日本，更不能把蒋拒之门外。
但蒋介石一开始根本不配合，以"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为由，拒绝与张会谈。何应钦趁机推动军事进攻，形势一度剑拔弩张。
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确立和平解决方针，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亲赴西安协助斡旋。从12月17日到23日，各方展开多轮谈判，周恩来穿梭于张、杨与蒋之间，同时还要压制内部主战派的情绪。
12月24日，蒋介石终于松口，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核心主张。关于承诺的性质，亲历者郭增恺事后有过清晰的记录： 蒋介石对停止内战"不但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迁就'，还郑重地经过蒋夫人及宋子文代表他和西安方面约定"，且曾提出"俟回京后，当即欢迎周恩来到京，详商细则"。
这是一个口头承诺，没有白纸黑字，没有正式文件，靠的是蒋介石的"人格"和宋子文、宋美龄的"保证"。
12月25日下午，事情突然加速。宋子文去见杨虎城，争取他同意放人，杨虎城仍旧坚持要有明确保证，才肯松手。就在双方还在僵持的时候，下午3时半，张学良陪着蒋介石直接乘车出发，奔赴西郊机场。 周恩来接到消息时，飞机已经腾空而起。
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张学良决定送蒋回南京，事先没有告知周恩来，也没有告知杨虎城——他是自己做的决定。他后来解释过这个选择的逻辑： 作为军人，他发动了兵谏，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他去南京，是去请罪的，甚至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然而，他有一个判断是错的——他以为蒋介石是君子，答应了的事就会兑现。
落地即收网：从机场到宋子文公馆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分乘两架飞机，先后抵达南京。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蒋介石特意比张学良早一步落地。表面上说是面子问题，实际上，提前落地的蒋介石做了充分准备——荷枪实弹的宪兵、便衣特务，已经提前布好了阵势。
当天南京机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部会要员盛大迎接蒋介石，锣鼓喧天，场面热烈。而在另一边，张学良下飞机的那一刻，迎接他的只有持枪的宪兵。
张学良落地后，在宋子文的陪同下，直接被送往北极阁宋子文公馆。 那扇公馆的门，他此后再也没能堂堂正正地走出去。
在公馆里，张学良的日子表面上过得还算体面。蒋介石给他配了随从秘书、副官、卫士共11人，住的是宽敞向阳的房间，壁炉烧得旺，家具陈设也是顶配。但四周已被特务围得水泄不通，任何一个人进出，都要被盯梢。
张学良等着蒋介石召见他，等着谈下一步的安排，等着能早日回西安稳定局面。他心里清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摆在西安，没有他镇着，随时可能出乱子；那些主张杀蒋的少壮派军官，性子急，脾气大，搞不好就要捅娄子。
他等啊等，等来的不是蒋介石的召见，而是一纸传票。
就在张学良抵达南京后不久，张治中赶来探望。张治中（字文白）是中央军将领，两人私交甚好，在抗日问题上一向同声同气。 张治中后来回忆，西安事变之后，他钦佩张学良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
两人见面，张学良提出两个请求：第一，希望能早日回西安，稳定三方局势；第二，愿意在南京接受任何处置，但恳请让他先把西安的事安顿好再回来领罪。
张治中答应帮他转达。回到南京后，他去见蒋介石，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 蒋介石听完，只是"啊啊"地哼了几声，一个字都没有正面回应。门推开，只见宋子文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几分笑意：“汉卿，你看谁来看你了？”但随即补充，第一条请求，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
之后，蒋介石下了手谕：此后非经他本人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张治中的这次探望，不但没帮上忙，反而让张学良的处境更加艰难。
一场走形式的审判，和没有尽头的囚禁
1936年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1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简单介绍了西安事变经过，然后会议转入下一个议题——怎么处理张学良。
结果毫无悬念。与会者异口同声："国家以法令纪纲为重，主犯既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当场推定辛亥元老李烈钧担任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担任审判官。
这套安排，明眼人一看就懂：所有人选均由军事委员会圈定，背后是蒋介石的"意旨"在推动。李烈钧本人素来反对西安事变，此前曾公开发电斥责张学良"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胁主帅，何以为将"，让他来当审判长，结局早就写好了。
12月31日，开庭审判。张学良穿将校呢军服，佩一级上将领章、肩章，腰间挂佩剑，脚穿马靴，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候审室。按程序摘下领章、肩章、佩剑，走进法庭，含笑直趋案前。审判长见他是陆军上将，且所犯属于"未遂"，特意赐座。 张学良没有就座，始终站着。
庭审过程相当激烈。李烈钧问他知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张学良说不知道犯了哪条律文，审判长拿出陆军刑法给他看。张学良坦然应对，把整个兵谏的动机说了个清楚，并且反问： 委员长不是安全回到了南京？他张学良不是亲自跟着来了吗？这叫"叛变"？
庭上气氛一度陷入僵局。张学良甚至举出辛亥年李烈钧自己在江西举兵讨伐袁世凯的旧事，质问说：那次是不是也在"胁迫上官"？审判长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大声斥退，随即宣布暂时休庭。
整个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加在一起不过一个小时 。判决结果： 张学良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下午，蒋介石做了一个更荒诞的动作——他写了一份呈文，请求国民政府对张学良予以"特赦"，并责令他"戴罪图功，力自赎"。国民政府次年1月1日明令公布特赦。
这套流程，看似恩威并施，实则把张学良彻底封死了：有罪，但又赦免，既不执行刑期，也不还他自由，转而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时间没有期限。审判官鹿钟麟后来回忆，宋子文、宋美龄还有外籍顾问端纳听到这道"特赦令"，全都哭笑不得—— 他们没有想到，这道"赦免"本身，才是真正的刑罚。
此后，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囚禁岁月，辗转于中国大地上最偏僻的角落之间。从浙江奉化雪窦山，到安徽黄山，到湖南郴州、沅陵，到贵州修文阳明洞、贵阳麒麟洞，再到贵州开阳……每一处都是深山老林，每一处都有特务看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军民踊跃参战，张学良被关在山里，报国无门。他写信给蒋介石，请求上阵杀敌，职位名分不计，只求能做点事。 信送出去，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张治中三次探视，每一次见到张学良，都看到一个越来越老、越来越沉默的人。第三次，是1947年，两人一别将近十年，张学良已经不再风华正茂，脸上满是皱纹，身边的于凤至也换成了赵四小姐。临别时，张学良拉着张治中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里没人来看我，你这次来，实在使我万分兴奋铭感。从今一别，又不知何日再得相逢了。"
1946年末，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台湾，此后再也没能回到大陆。关于蒋介石始终不肯放人的原因，张学良晚年自己有过一段分析，说得直白而透彻：蒋介石不能让他自由，是因为他主张抗日，一旦自由，抗日的功劳全算他的，"所以他对我讨厌得很……我是他政治上的大敌手"。
1990年，张学良逐渐恢复自由。此时，他已经被关了整整五十四年。有记者问他：如果时光能倒流，你还会不会那么做？ 张学良的回答是：我还是一样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1936年12月12日兵谏，12月25日送蒋，12月26日被扣，12月31日受审。短短二十天，张学良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他把自己送进了虎口，用半辈子的囚禁，换来了一场国共合作抗日的开端。
至于值不值，他自己说了，不后悔。这或许是这段历史里，最令人唏嘘的一句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