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理道德方面，这段感情本身就挑战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唐代虽社会风气开放，但基本的人伦底线仍不容逾越。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委婉地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来掩饰这段不伦之恋，正反映出当时文人的微妙态度。若公开以皇后之礼待之，无异于向天下宣告皇室违背人伦，这对讲究以孝治天下的李唐王朝而言，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威信损害。
就个人情感而言，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确实发自真心。史载他亲自谱《霓裳羽衣曲》供爱妃起舞，在骊山华清池专设贵妃汤池，甚至为其嗜食荔枝不惜开辟千里贡道。但正是这份纯粹的爱恋，反而让玄宗不愿用后位来束缚她。他深知六宫之主的身份意味着繁重的礼仪责任和政治牵连，这与他想要保持的比翼鸟连理枝式的爱情理想背道而驰。更微妙的是，他或许也担心权力会改变这个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单纯女子，正如他在《好时光》词中流露的忧虑：莫倚倾国貌，嫁娶个有情郎。
纵观唐朝历史，从太宗时的长孙皇后到高宗时的武则天，后宫干政的教训历历在目。特别是玄宗亲身经历的韦后之乱，更让他对后妃参政保持高度警惕。天宝后期，当杨国忠与安禄山矛盾激化时，玄宗宁愿牺牲杨贵妃以平息兵变，这种选择充分暴露了帝王心中权力永远高于爱情的残酷现实。不立杨玉环为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她设置了一道保护屏障，可惜最终宛转蛾眉马前死的结局，印证了帝王之爱的脆弱本质。
这段承载着太多复杂因素的历史公案，既展现了盛唐时期特殊的社会风貌，也折射出封建皇权下爱情与政治的永恒矛盾。杨贵妃虽无皇后之名，却享有超越皇后的宠爱，这种奇特现象背后，是唐玄宗在个人情感、政治理性与社会伦理之间的艰难平衡。正如元代白朴在《梧桐雨》中所写：这金钗钿盒情无限，抵多少玉殿珠宫恩宠偏，或许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美，让这段爱情故事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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