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军
董其昌一生注重鉴藏，他题黄公望《天池石壁图》曰：“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他甄别寓目的古代作品，进行风格分类，逐步形成了“南北宗论”等书画理论，并指导了自己的书画创作。围绕这些藏品，董其昌展开了一系列的鉴赏活动，并留下了书画题跋。
董其昌在《龙宿郊民图》的题跋里谈到自己学画的经历，自从模仿黄公望的风格之后，他又在北京借画临仿，但多是宋人真迹，特别是马远、夏圭、李唐的作品。这恰恰是他归之为“北宗”的几位画家。后来他得知元四家俱学董源，便开始搜访董源之作，得到了沈周曾藏的《溪山行旅图》。但此画仅仅是董源水墨画，记载中董源学习李思训的设色画却仍未见过。这次得到的《龙宿郊民图》是小青绿设色，其内容与皴法与之前董氏所得《潇湘图》相似。因此董其昌断言此作是董源的设色作品，并为之“满志”。题跋又说自己见到其他董源作品，而李成、燕文贵的却没有，可知董氏已经将过去所藏李成画全部否决。他拥有最多的还是黄公望的作品，除了买下所有顾正谊藏黄公望画，还从沈氏家收了20幅，“自此观止矣”。
跋中所说“今入长安，又见一卷一帧”，“一卷”指的便是在北京见到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据董源《夏山图》后董其昌题跋“壬戌余再入春明，于东昌朱阁学所见《夏口待渡图》”可知，他首次见到此图是天启二年（1622年）奉诏赴京时。四年（1624年）春，他又在朱氏处观赏此画。然至仲夏，此画却到了吴廷手中，董其昌和王时敏得以在吴廷北京的寓所再次品赏。这次董其昌题写了引首，跋文只是简单讲述了此画的递藏，并将其指为《宣和画谱》所载《夏景山口待渡图》。藏者“东昌朱阁学”是内阁大学士朱延禧。
董其昌对董源画的探索没有因“稍称满志”而停止下来。崇祯五年（1632年）他以78岁高龄起故官抵京参与编修《明熹宗实录》。又为他提供了邂逅董源之作的机会，他遇见了《夏山图》并题跋。次年，他买下《夏山图》，并于乙亥、丙子两年在卷后两次长跋。《夏山图》是董其昌托万邦孚搜寻到的，他通过万氏还得到了董源的《秋江行旅图》，以及巨然风格的小幅画。
董其昌在《夏山图》后丙子跋文中仔细描述了董源《秋江行旅图》。这是一幅巨轴，有行人舟船，但皴法变幻莫测，董其昌认为不是李成和范宽所能达到的，真可够得上神品。但是董其昌后来很少提到此画，他论画时所用更多的是《秋山行旅图》，虽然画名相似，但究竟是否同一作品却不敢定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记载了一卷董其昌书法《论画卷》，其内容论画，间有论书，均选入《画禅室随笔》卷一、二，文字稍有出入，其中一条记载董北苑《秋山行旅图》。此卷作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若为真迹，则董氏先此便已得《秋山行旅图》，而《秋江行旅图》则要晚至崇祯六年（1633年）才获得。
至此，董其昌已经收藏了不少董源画，最着名的有五幅，即《溪山行旅图》、《潇湘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秋江行旅图》。但董氏记载的董源画还有《商人图》、《秋山行旅图》、《蜀江图》、《征商图》、《云山图》、《溪山图》 。还有不知名者两幅，一从白下徐国公所购，一从郑金吾所购。还有现藏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寒林重汀图》，有董其昌题“魏府收藏董元画天下第一”，但是无法在文献中对应这幅画。另外《容台别集》卷一有《题董源画卷》，根据董氏题跋，此作应称为《山居图》卷，藏于御史大夫张氏。风格与朱氏所藏《夏景山口待渡图》比较接近，这也是董其昌鉴定《山居图》的主要依据，所见到的时间应该也至少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之后。
董其昌对“南宗画”的其他重要人物也有藏品。比如传为巨然的《雪图》、《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长江万里图》、《秋山图》等。传为李公麟的《孝经图》、《九歌图》、《潇湘卧游图》、《莲社图》等。米友仁的《潇湘白云图》、《海岳庵图》等。至于元四家、明代沈、文的作品更不用细列，只要稍微留意，如今传世的一些着名作品上都有董其昌的题跋。虽然对赵孟頫颇有微词，董其昌也收藏有不少赵孟頫作品，比如《雪图》、《洞庭东山图》、《鹊华秋色图》、《水村图》、《林塘晚棹图》等。甚至还有李唐《江山小景图》，等“北宗”画家作品。
董其昌收藏书法作品也很注意建构体系，比如他喜欢草书，将山水画董源和巨然，比作草书张旭和怀素的相承谱系。董其昌刻《戏鸿堂帖》，最前面以小楷为主，前十卷皆为晋、唐古法帖，后四卷主要是从宋至元代赵孟頫的书法，其中第十六卷还翻刻了《澄清堂帖》。可以看出他对书法的选择标准，一是重视小楷，二是崇尚古帖。可以确定为他自己曾藏的历代法帖，就有唐摹本《乐毅论》、天历本《兰亭序》、开皇本《兰亭序》、宋拓智永《真草千字文》、柳公权跋本《十三行》、李公麟书《孝经》、米芾《蜀素帖》、《淳化阁帖》、《宝晋斋帖》、《集王圣教序》、《大观帖》等等。至于宋元明三代名家书，更是不可胜记。
鉴藏活动
董其昌的鉴藏活动很丰富。当他收到历代名迹，便宝藏于斋中，与朋友雅集品评、题跋。他为所藏最得意的四件董源作品专辟“四源堂”；又设置“戏鸿堂”存放刻帖；在杭州得到一个宝鼎后命名了“宝鼎斋”；还专门为了方便与好友陈继儒讨论书画而建造了“来仲楼”。董其昌与朋友们的鉴赏活动不局限在斋中，还经常在外参与他们的雅集，有时候鉴赏雅集就在舟船中。
陈继儒在《来仲楼法书》后题跋中曾说起他与董其昌的鉴赏活动云：“王元美先生有‘来玉楼’，为汪伯玉题也。董玄宰先生有‘来仲楼’，为余题也。两人登此楼，除法书名画别无闲杂事。彦京与竹林之游累积成帖，百尺楼下客勿出示之。陈继儒题。” 董其昌在宅中乐此不疲地从事他的书画鉴藏，从家中面向东边就可以看到龙门寺水木映带、梵钟整肃的清旷之景。
万历十九年（1591年）10月15日，董其昌在翰林院焚香从事，与陶望龄、焦竑、王肯堂、刘日宁、黄辉等好友一起，观赏座师韩世能携来公署的李唐绘《文姬归汉图》等作品。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5月至6月初，董其昌前往杭州游玩，住在寺庙僧舍中，与吴廷在西湖雅会。吴廷带了米芾《蜀素帖》、王献之《中秋帖》、宋高宗《杜甫七言律诗》并赵孟頫补图、苏轼《后赤壁赋》、赵孟頫《临王大令四帖卷》等作品。董其昌也携带了一些藏品，用几件名迹向吴廷交换米芾《蜀素帖》。
董其昌一次驾书画船至虎丘，与韩逢禧及其吴姓姬妾、沈德符四人聚会。董其昌从陈继儒那里借了颜真卿《朱巨川诰》，沈德符就其中“关（关）播”误写成“开（开）播”的细节指出此作系伪造。沈德符记载此事，主要用意是炫耀自己的卓越眼光。但是他后来也意识到当场指出这点破绽肯定让董其昌很难堪，所以他在之后与韩氏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很后悔当时的脱口而出。
出售书画给董其昌的人中，有数位武职官员很特殊。因为成化以来已经形成书画杂物“折俸”的成规，隆庆皇帝即位后面临财政危机，官员的俸禄有各种各样的折色，很多内府书画折合成武官的俸禄发放，其中以武官如朱希忠、朱希孝兄弟所得为多。而武官大多不懂欣赏，便将书画作品出售给董其昌这样的鉴赏家。这也成为董其昌书画收藏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张乐山、万邦孚、郑金吾、刘承禧、魏国公徐弘基、王世延将军等人。
董其昌和朋友们还经常互相交换或赠送藏品，例子也非常多。如他以己藏赵令穰《江乡清夏图》与于惠生交换赵孟頫《六体千文》。他从项德明那里得到《鹊华秋色图》，后来又将此作与《富春山居图》赠给吴正志。他珍爱的天历本《兰亭序》则赠送给茅元仪。
综上所述，董其昌的鉴藏是很有体系的，他与朋友们的鉴藏活动是其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其鉴藏对他自己的书画创作与理论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浙江大学艺术史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