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曾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主张取消美协，而且猛烈批评画院：“……中国却有这么多养画家的画院，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或许在他看来，画院不应养画家，更要命的则是养了这么多却“不下蛋”。此论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而是否公允则是见仁见智。

无疑，其批评对象是有着体制色彩的协会及画院，民间人士在相关部门报备成立数个协会及画院，除非坑蒙拐骗大概也没多少人会在意。但是那种如公务员有编制和工资，活动有政府财政预算的协会及画院，则有些不同。这些机构的任职者，有基本保障，有官阶、职称和平台，举手投足对业界会有影响，这是草根画家无法比拟的体制优势。而其工作与生活状态，则又与散漫的自由职业者类似，高兴了画几笔不高兴就干点别的。也难怪，这样的职位有些人削尖脑袋都想进，甚至不惜抛掉高薪工作。

美协的情况比较复杂本文不涉及，而仅对担负创作、研究、培养人才与对外文化交流等功能的画院略加讨论。画院在中国是有历史的，其功能与如今集教学、创作与研究等任务为一体的美术学院有些重叠。不过，古代画院无论是北宋翰林图画院、南宋绍兴画院，还是明代画院、清代如意馆，这些皇家机构并不承担普通民众的公共美术服务，当时的书画家不会在春节期间文化下乡为百姓写春联、不会弘扬“理学”精神万里采风，也没有公共性美展，而大多服务于君王的雅好。不能说画院发达的时代都是好时代，比如北宋晚期；也不能说没画院的时代都是烂时代，比如唐朝。画院画家的水平往往较高，但不能说所有院外画家都外行，比如明代吴门四家、清代四僧、扬州八怪及海派诸家，就以布衣身份坦然进入美术史。

新中国的画院，其成立有其特殊性。建国之初随着“一化三改造”逐步推行、经济运行呈现高度计划性，此前还可以靠市场生存的书画家开始有了危机。1957年5月14日，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正式成立，上海、江苏等地也随后成立。其实，之所以成立还有一个不好明言的苦衷，是为解决一些在解放前已相当职业化能靠创作谋生的一些书画名家的生计，为其提供一个旱涝保收按月发工资的铁饭碗。而这样的待遇，农户不可能有，故戏称领取月薪者“月月麦子黄”。

无疑，新中国的画院对社会贡献很大，而吴先生为何对其不敬？就我看来，首先他不完全是体制中人，再是其有“形式主义”嫌疑的画风在建国后长期不遭待见，而他发现了“形式”的重要性及世界艺术发展某些趋势，又反感那种遵命的、高度模式化的创作。与他差不多年纪的张仃，文革期间看到“红光亮、高大全”的作品，则有不适的生理反应。

而取消画院，究竟要取消什么？在我看来，是取消其某些体制性特权。1995年，西部某院长发牢骚，挺瞧不起某画院员工不画画而去卖苹果。指责当然有道理，但估计画院的待遇很差，也并非每个体制内者都能弄出点名堂。近年来体制内的画院、美术馆、文化馆等机构，因国家强有力的文化扶持政策而如虎添翼，写生采风、画派打造、个展群展联展海外巡展等活动让人应接不暇，但水平怎样则另当别论。因为体制关系，不少机构在作品的创作、遴选、评奖、宣传等方面会发挥影响。当然，也无法避免某些负面作用，某地评某奖，某些画院当仁不让，然而即便斗争再剧烈，与体制外者也毫无关系。稍有知觉的人或许会感觉到，时下的某些奖项多而烂，评奖也未必公平，因社会影响力小而有了自娱自乐的味道，某些机构不得不整改，大幅度压缩展览及奖项。似乎，今天的文艺特别繁荣，某些体制内者忙得不亦乐乎，今天这个项目、明天那个课题、后天某个工程、再后天某高研班开幕。因为某些准入条件限制，没体制外者什么事。某些估计连高级别展览都未必能入选的创作，堂而皇之成为社会重大成果而名利双收。而水平不俗的普通个体画家想办个展览，不菲的展厅费就是拦路虎。久之，体制性的逆淘汰现象也就出现，一些有才气的青年艺术家无法在有影响力的展赛等活动中冒尖，也无法进入某些体制平台，久之连生存都会成问题，也就不得不改弦易张。有意思的是，哈佛大学等名校居然是私立的，而中国的画院能有高水准的私立画院吗？这还真不好说，而在美术馆方面似乎已有龙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走在前列。

前几天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环保部长陈吉宁说：“从今年开始，不论是人还是资产，没有一家环评机构跟环保部有任何关系。我们把这件事情切割得干干净净。”８家部属环评机构和350家地方环保部门环评机构已全部脱钩，从而体制上解决了‘红顶中介’问题。道理也很简单，运动场上既不能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曾经有多少天经地义的规定，如今变得不合时宜而被取消。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法条“投机倒把罪”，因国家的市场经济转向而废止，反而有了反垄断、反不当竞争的法规。计划经济时代的美术创作，也具有“全国一盘棋”的计划性，在宣传口径、创作内容、审美标准、创作方法及形式都有一些规定性，逐渐形成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加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式。在文革等极端时期，甚至形成了“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的题材决定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作品判断标准、以及“三结合”、“三突出”的创作手法文艺理论。在创作出一些经典作品的同时，对文艺的伤害也无法回避。文革结束之后，为何这么多的好作品喷薄而出，实际上就是创作少了很多条条框框后的必然结果。

目前，基于前所未有的文化扶持力度，不少市县一级政府对设立画院、美术馆等机构兴趣很大。而是否有必要以事业编制方式来增设？则值得深思。试想，如果各省市县甚至乡镇都设画院，甚至配备名目繁多的工作人员，是否“下蛋”姑且不论，仅财政压力就相当之大。一些美术服务项目，其实可用招标方式进行市场购买，如同国展那样全国海选，既节省成本又相对公平。某些画院拟打造集创作、研究、经纪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中心，而且乐观地预计年成交额高达数十亿。真是这样，画院就具有国企特点了，问题是：收入会纳入国库吗？真有这能力，何需用纳税人的钱支持？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事无巨细都要负责，而企业也要办社会，医院、车队、伙食团、幼儿园什么都得有，因大而全负担颇重。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精兵简政，简政放权是大趋势。国务院实行大部制，逐年裁撤合并了一些部委，而且注意政企分开，原铁道部变成铁路总公司。因此在我看来，体制性画院的取消，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毕竟，其社会功能并非不可替代，而且大部分的创作、展览、宣传及其他服务功能均可以实行社会化招标，一如吴冠中的“以奖代养”论。西方的艺术家多是自由职业者，行业协会则是一种非政府机构（NGO）。这样，既能够为减少行政成本与财政压力，还能防止一些体制性不公，避免某些占据要津者假公济私。

过去的画院及创作，在宣传时代主旋律、服务民众精神需求等方面曾立下汗马功劳，但也有着某些体制性烙印及弊端。在当下的市场经济时代，文艺审美的多元化，艺术需求的小众化、获取作品媒介的多样化，对设立画院的初衷会有所冲击，画院也难以如以前那样独领时代风骚。而且，绘画已相当小众，无法与影视、游戏及基于移动网络终端的各种新奇文艺形式的大量受众相比，曾经风光一时的版画、漫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等画种也逐渐过气，这也就要求画院面临新的时代格局有所转型。

无疑，公立画院的作用及功能还将以惯性持续一定时间，但可能会逐渐弱化、分化而淡出历史舞台。过去时代的某些产物，如粮票、城乡二元化、独生子女政策，如今已被调整。基于互联网的网购及快递，在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未来的美术创作、展示与传播，会有那些新的可能？官办的画院会回到民间吗？当然，自发组成的民间画院不会有危机，而且多多益善，那是是文艺真正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