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幻莫测，但又无法更改。如果时间提前到二十年前，那么，在大陆举办一个百年的台湾艺术家作品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时至今日，囊括百余位台湾艺术家作品的“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1911—2011）”却在大陆成功举办，为台湾美术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增添了一个新的注脚。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百余年来的台湾美术与大陆美术是一脉相承的，台湾的传统美术与大陆美术有相似之处，但同时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现代艺术则长时间走在大陆前面。在20世纪初，一些台籍画家旅居大陆并对大陆现代主义绘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以刘锦堂、陈澄波、郭柏川为代表。刘锦堂又名王悦之，1915年到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1920年代至大陆，1922年与李毅士、吴新吾、王子云等在北京组织了大陆第一个研究西画的团体“阿博洛学会”，并创办“阿博洛美术研究所”。刘锦堂曾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和私立北平美术学院院长，其作品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创作于1934年的《台湾遗民图》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影响很大。郭柏川1933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37年赴大陆，在东北旅行写生，1938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师，直到1948年才回到台湾。在大陆12年期间，留下很多描绘大陆风光的作品，其作品将中国传统元素风格融入绘画当中，重视线条的处理，风格单纯而强烈，是1930年代京津地区的重要画家。陈澄波1923年赴日本留学，并在1926年入选日本帝展。1929年，陈澄波从东京美术学校研究科毕业，受聘前往上海。此时正值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陈澄波并被邀担任此会的西画评审员。陈澄波在上海期间曾任新华艺专西画系教授兼系主任、昌明艺专艺教科教授兼西画科主任，1933年回到台湾。尽管居大陆时间不长，但仍对“油画民族化”做出了令人感佩的贡献。

      1949年后，一批大陆画家赴台，其中包括溥心畲、张大千、黄君璧三位大家，他们凭借在传统绘画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风格，促进了台湾的传统绘画的创作，其影响至今不绝。不但在传统绘画上，在台湾现代主义运动中，大陆籍画家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56年前后，在台湾美术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两个现代派绘画团体“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应运而生，其主要成员是生于二战前，成长于战争期间，战后流亡台湾的大陆青年画家，如刘国松、夏阳、庄喆等人，他们的导师就是曾就读于上海美专的李仲生，李仲生从1942年起执教于国立艺专西画系，1949年赴台，致力于现代艺术的创作、推广和教学，被称为“台湾现代绘画之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推动了台湾美术的发展，与政府倡导的中国传统艺术成鼎足之势。但是，随着1970年代国际政治形式的巨变，台湾美术界开始反思和排斥西方艺术，重新审视本乡本土的美术，掀起“乡土运动”。1980年代，因政治因素等的影响，现代艺术再次兴起。此时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各种观念、思想乃至艺术语言、形式方法层出不穷，导致1990年代台湾美术的多元和混杂，这对于方兴未艾的大陆当代美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台湾水墨画在明清时期以文人画趣味为旨归，在面貌上受扬州画派影响。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将日本画（胶彩画）引入进来，传统水墨画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胶彩画成为官办展览的主流。直到台湾光复，水墨画才重新登上前台，特别是1950年代之后大陆画家增多，为台湾水墨画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油画在上世纪20年代引入台湾后，很快成为主流画种。台湾油画受欧洲绘画的强烈影响，但在面貌上却形成了台湾特色：色调鲜明，风格多样，形式自由。早期的创作如刘锦堂、陈澄波、郭柏川、廖继春、李梅树、颜水龙、杨三郎、李石樵、张万传等人的作品，多以“外光派”风。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迅速，岛内外贸易往来频繁，台湾进入一个“资讯庞杂、含混多元”的后工业时代。在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各种既有秩序遭到挑战，艺术权威被各种新势力消解，传统水墨受到批评和压制，落入衰落的境地。之后，艺术家们以不断突破樊篱的艺术形式与挑战姿态开创了90年代多元、混杂、动荡的新局面。在架上绘画中，反思历史、社会、文化问题以及思索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作品大量出现，艺术风格更加多样，叙事语言更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