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宫展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观者如潮。关于《千里江山图》，历来评述的着力点都围绕在年仅18岁的天才画家希孟身上。例如，清代收藏家宋荦断言王希孟完成此图后，20余岁即殒命。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杨新早在1979年第二期《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关于〈千里江山图〉》一文，对宋荦的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件作品并未有画家款识，只是在卷后蔡京跋文中提到作者“希孟”，至于其姓氏，并未提及，而现有的文献也并未有关于“希孟”的记述，宋荦关于“希孟”生平的记述至少应该存疑。近期，艺术史家曹星原的一篇文章《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故宫新刊物《展记》2017年十月号，总第一期），再次引发了关于《千里江山图》和对于作者“王希孟”的质疑。文章分别从北宋蔡京跋文绢幅的质地、尺寸和损坏程度与画芯的差别，作品描绘手法水平的“参差”状况，元李溥光跋文内容与画面的“矛盾”，以及清乾隆“三希堂精鉴玺”盖压在宋代玺印“缉熙殿宝”之上的特殊情况等问题一一剖析，最后认为是清代的书画收藏家梁清标将一幅“并不高明”的古代无名画作与蔡京题跋、李溥光题跋组装而成的作品，“希孟及其画作都是为帝王而存在的，他是王之希孟”。至此，本来被认为是北宋时期的精品力作，陡然降格为后世藏家的“大拼盘”。当然，此观点并不能得到全部学者的认同。对于同一个作品，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到底是画有问题，还是方法有问题？本期时评，特以“‘千里江山’：谁的‘江山’？”为主题，邀请相关专家以不同研究方法，多角度论述“千里江山”的来龙去脉。
《千里江山图》卷的递藏信息基本上接近完整，可证明该图的确出自于北宋青年画家王希孟之手。该卷经历了3次装裱和5次进宫的复杂经历，特别是后两次装裱都进行了修复。
1113年，徽宗收下王希孟呈献的《千里江山图》，第一次装裱必定近似“宣和装”，蔡京获赐此图并在前隔水写了题记。
“宣和装”（手卷）
画幅的卷首、卷尾和蔡京题均有伤痕，往中间就渐渐没有了，这是诸多观画者在千百次不规范操作，即用手指抓挠两头开合手卷造成的。这些不可能是蔡京留下的，他不至于要如此欣赏一个晚辈的画。
谁在反复阅览该图呢？
蔡京在跋文里记下了徽宗的圣旨：“天下士在作之而已”，意即天下的能人应该干大事。徽宗一方面称颂王希孟，另一方面要蔡京去“作之”，即推广该图的画法，要求宫里年轻画家学仿该图的青绿画法。该图曾长期辗转在宫廷年轻画家的手里，弄得卷首卷尾两头破损严重，这些是无言的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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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年，钦宗废黜蔡京，意味着其财产要被查抄，《千里江山图》又回到了内府。
金灭北宋，劫走了北宋御府所藏的书画、图籍和珍玩等，其中也包括该图。
在该图的卷尾上部有一长方朱文印，印文是“寿国公图书印”（白文），最近吕晓女士在台湾学者王耀庭先生研究金代印章的基础上，撰文确认这是金代尚书右丞相高汝砺的收藏印，他于1220年被赐予“寿国公”，死于1224年，该印一定是在这4年之间加钤到《千里江山图》卷上的，显然当时他是该图的主人。
卷尾“寿国公图书印”
高汝砺在1224年离世之后，该图传到了南宋，被理宗赵昀收藏，是为第三次进宫。
此时的卷首、卷尾已经被北宋末至金代的观赏者抓挠得相当疲软了，前隔水上下两头很可能脱裱、脱丝严重，理宗敕令重裱和修复这幅超长卷，在卷首钤印“缉熙殿宝”（朱文），这么一来，在卷首和卷尾分别钤有宋金藏印，该卷的两头基本上是完整的，不太会出现大段被切割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前后裱换上了新材料，蔡题被移到了卷尾，变成了跋文。
其依据有三：
一、蔡题上的疲损裂痕与卷首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同时受损，由于前隔水用绢的材质不及画幅，加上它位于前部，受损的程度会更高，蔡题已经疲软至极。
蔡跋的破损状况与《千里江山图》卷首一致
二、蔡题的右侧有一方圆形朱文骑缝章，另一半在引首上，使用印泥似宋代水蜜印，与单国霖、单国强和凌利中先生探讨，像“沐”字，尚有另一半在前面的引首上，被切割。
疑似“沐”字印
三、蔡题多处提及徽宗对王希孟和该图的评价，若题在卷尾是大不敬的，加上蔡京年长希孟51岁，题于卷首，合情合理。蔡京对徽宗的画是题在卷尾，如蔡京在徽宗《雪江归棹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的后隔水题写的跋文，恭敬地写下了他的观感。
蔡京跋《雪江归棹图》
蔡题被换位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京师六贼”遭到了南宋社会的唾弃，据元初周密《思陵书画记》载：“古书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定验。别行撰写名作画目，进呈取旨。” 他的《齐东野语》卷六补充道：“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
连徽宗御笔都要被裁去，更何况“前辈品题”了，实际上就是“京师六贼”的题跋。
理宗若裁去蔡题，该图等于没有“户口”了，他不得不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将蔡题移到卷尾，开卷时就不会那么刺目。蔡题的破损显然与卷尾的纹理没有衔接关系，它们本不是一体，曹星原女士在《展记》里撰文认为它是从别处移来的观点是对的，但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它究竟是从何处移来的、谁移的、为什么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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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灭南宋后，该卷被大都（今北京）高僧溥光收藏了。
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早年出家为僧，主要活动于至元到皇庆年间（1264—1313），擅长书法，尤其是牌匾大字，经赵孟頫推荐，大概于1298年入宫。
需要解释的是，溥光款署：“大德七年（1303）……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钤印“雪庵”（朱文）和“溥光”（白文），另有两个印痕似花押。清代黄本骥《跋溥光书万安寺茶榜》说他在“至大初（1308—1311）授昭文馆大学士”（苏显双查出刊于清吴荣光《辛丑消夏记》卷四），此乃虚职。
据凌利中先生提示，溥光在传为唐代韩滉《丰稔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后书有跋文，经比对，其书写习惯和笔性书风实为一人，恰如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所云：“溥光小字亦有格力”。那么溥跋即为原始的第一手文献，清人黄本骥所录是传抄文献，会有误，溥光任职昭文馆大学士的时间也许要提前5年。
《千里江山图》溥光跋（左）与唐代韩滉（传）《丰稔图》卷溥光跋（右）
阅读宋元跋文应进入当时的语境。溥光说这件“布置宏远”的“巧密”之作是“丹青小景”，此系宋人尤其是北方画家对江南图景的称法，还有“江南画”等别称，如李唐在北宋所作的一幅江山全景之图，在当时即被定名为《江山小景图》卷（49.7厘米×186.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李唐 江山小景图 绢本设色
溥光自“志学之岁”（15岁）第一次“获观”是图，到书跋为止已经“百过”，很显然，该图起初不属于他，后来收入囊中，不然哪有百余次的观赏之便？按照佛教“四大皆空”的戒律，僧人不得炫耀财富，僧人圆寂后，其财产悉数归寺庙所有。
所以僧人大多不在题跋里记录购买书画的细节和心情，尤其是像溥光这样的高僧，在他圆寂后，该图极可能归于大都某个寺庙，成为庙产。
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该图难以在收藏领域里流通。也许这可以澄清此图在溥光之后300余年无收藏信息的背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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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明末清初，该图为收藏家梁清标所有，杨新先生认为，梁清标“自题了外签，又在本幅及前后隔水、接纸上盖有梁氏收藏印多方”，显然梁清标对该图进行了第三次装裱，其题签为：“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溥跋是书写在两张信札上，最后落款在第二张纸上，其字迹均为一人所书，笔迹有明显的渗化现象，这在裱好的拖尾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溥跋原来多半是夹在画卷里面，梁清标重裱时，将它裱在蔡题之后，并裁去溥跋余纸，因此留下了两张纸之间的接缝。
清初关于希孟姓王及早亡的信息虽然上距北宋500年，但未必全是空穴来风，王希孟画完此图后，尽管宫里出现了一些青绿山水，但没有一幅画属于希孟的风格，也没有一句关于他的文献。
清初宋荦在《论画绝句》里提到“王希孟……作设色山水……未几死，年二十余”，吕晓女士考证清初顾复的《平生壮观》作于宋荦《论画绝句》之前，前者记载了当时北京画商王济之所言：“王希孟……曾作青绿山水一卷。”
宋荦
加上梁清标的题签，三说一致，希孟姓王就不是孤证了，顾、宋对该图的名称说得都比较抽象，显然当时梁清标还没有重裱此图和冠名。
该图处在旧裱（宋裱）状况时，必定有旧题签，上面会有作者的姓名和半抽象的图名，按宋人的习惯，会称之为“王希孟设色山水图”。古人有时会在外包首题签的图名之下，补上几行小字，记录该画家生平中最重要的事件，如宠遇、职官、卒年等。
笔者推测：清初说到希孟的姓氏和早卒的信息会不会出现在这里？否则，正如故宫专家肖燕翼先生所言，宋荦这样身份的人不可能编出这种毫无意义的谎话去帮助制假，他毕竟是康熙帝誉为的“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王希孟早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还需要作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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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皆知，梁清标的许多藏品是在他死后流到清内府的，该图何时四进宫，尚不得知，但至少是在《石渠宝笈》初编完成的1745年之前。
1923年，该图被溥仪盗出，20世纪50年代初被文物商靳伯声在琉璃厂所得，后移交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今国家文物局），1953年拨交故宫博物院，这是《千里江山图》第五次进宫，最终结束了它的颠沛之旅。■
《千里江山图》全图赏析（请横屏观看）
